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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金融律师:一个阶层的白银时代(转自三联)  

2009-06-16 22:06: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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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买一个PS3游戏机,也许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在家玩游戏了。”今年30岁的孔鑫说。他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家事务所是金融、融资并购业务圈中知名的律所之一,在众多境内外上市、并购项目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孔鑫手上原有20个“开卷”项目,也就是有20件企业上市、并购、发债的项目在同时推进。但目前,这些“资本专列”突然刹车了。年初,他曾估计今年至少可以完成其中的10个项目。

  无论从改革开放30年的大周期、还是以2003年后的黄金5年的小周期观察,中国的中产阶级都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在过去的几年中,孔鑫的收入每年都有超过30%的增长,那是这个阶层完成第一次积累的白银时代。

  “好消息是市场已经到了底部了,坏消息是,不知道多久才能走出底部。”孔鑫对我说。但他相信黄金时代还没有到来。

  主笔◎李伟 记者◎陈超

  危机感

  每天只需要工作以往时间的一半,孔鑫有可能要开始这样的一段生活。以前,这种空闲是不可想象的。

  重组、并购、IPO、发债——过去的几年中,这些金融概念循环往复推动着资本市场的齿轮,每一步都需要金融律师参与谈判、尽职调查、撰写备忘录、出具法律意见书。金融律师与投行经理们一起,把一个个实体经济推进虚拟经济的汪洋大海,从其中获取中介佣金。

  年景好的时候,金融律师的收入以几何级数增长,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及境内外资本市场正是这样的“好年景”。凭借勤奋与运气,只需五六年,一名刚毕业的初级律师就可能成长为合伙人,年收入也会有近10倍的增长。

  律所内以“工作小时”对员工的工作量进行管理。每天记录的工作时间一般在6小时左右,这包括看文件、会议、打电话的时间。每名员工一年要至少达到1500小时,在此前繁忙的几年,大部分人每年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了1800小时。

  “我现在又有时间仔细的钻研新发布的各种规定了。”张小满对我说。他比孔鑫还要小3岁,是这家律师事务所截至目前最年轻的合伙人。2007年,很多事务所开始为高级律师配发了黑莓之类的商务手机,以方便随时随地处理如潮水般的客户邮件。“那时候看邮件回电话就占了一天大半的时间,再加上出差开会什么的,很难像刚入所时一样钻研法规的内涵,更别说是研究以前的案例了。而从事的项目操作经验丰富,恰恰是我们所的优势,因为法规谁都能看,而项目中运用法规的具体问题和审批机关怎么看待与处理,是有经验律师和没经验律师的最大差别,但是这些经验在前辈们的脑子里,没写出来,不问是搞不到的。”张小满说,“但前两年,不管前辈后辈,都被潮水一样的项目迷惑了,压倒了,很少有人在完成工作后还研究和传授。现在好了,我又有时间做Search了,所以说这次危机也不全是坏事,它让我可以踏实做回自己,不那么膨胀。”

  “十一”长假结束后,张小满觉得突然间人就闲下来了,邮件、电话都少了,关键是没有新项目了,“一位投行经理跟我说,整个金融市场Close(关闭)了”。“我估计到明年3月份前都不会有成功的IPO,私募市场也是一样糟糕。”孔鑫说。

  一个月前,孔鑫还躺在北京8号公馆温暖的桑拿浴池中,跟我一起聊雷曼兄弟破产的来龙去脉。北京朝阳公园西门的8号公馆已经成为北京商务人士最热门的消费领地,孔鑫买了这里的会员卡,每次运动完,他都会在这里洗澡吃饭。但只有一个月时间,那只遥远的“蝴蝶”所带动的风暴一下子就传递到了身边。

  “那天看了一本书把我吓了一跳。”孔鑫开玩笑的说,“那本书的名字是《经济危机:1929~1941》。如果这次经济危机与1929年那次同样长的话,走出低谷的时候我就要40多岁了。”

  今年各大律所之间的同行聚会也越来越频繁,律师们商量着如何度过寒冬。很多律所准备给员工放假,并且效仿香港同行们去年就已经采用的办法——年底奖金分两次发放。对于高级律师来说,年终的奖金会占年收入的重要部分。合伙人们也在考虑减少年底分红,留出资金以维持周转,而在以往那些风调雨顺的年份中,没有人会想到这些。如果下半年市面依旧萧条,裁员将很难避免。事实上,目前很多事务所的招聘和晋升都已经冻结。

  “但这个变化太快了,很多人还没有体会到从被压迫的忙碌中解脱的快感,就开始担心自己的职业前途了。”张小满说,“当然,有助于调整浮躁的心态,不过也有人就此郁闷下去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

  张小满说起另一位同事对1997年金融危机的回忆时颇为动容:“那时候他在香港工作,大厦里有一家很好的餐馆,每天吃饭都要排队。金融危机突然开始,股市大跌,第二天发现餐馆里只有两桌人。是所有香港人一夜之间都没钱了吗?不是,不敢花了,被吓破胆了,没人见过这个阵势。”

  对于那些经历比孔鑫与张小满都更加丰富的老合伙人来说,看待这次金融危机的心态会更加平和。他们经历过文革,有过艰苦的生活,但很多年轻的律师没有经历过经济危机。他们上学的时候有父母在支撑,毕业后进入前几名的律所,这几年中国经济在景气周期中一路走顺,而且他们每年的收入都在不断增加。这次危机可以让一些年轻人感觉一下经济困难给自己带来的影响,考虑今后生活的安排。“这是一次比较好的经验,让他们都获得一次危机感,可以更多为未来而不是现在打算。”一位从业十年的律师说。

  不同的速度

  孔鑫和张小满同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该事务所的行政级别大体分为4级:律师助理、律师、资深律师与合伙人。合伙人又分为初级合伙人和分红合伙人两类。职位升到初级合伙人级别再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和积淀,就有可能申请进入分红合伙人的行列,换句话说,就是自己成为自己的“老板”,在所里带领一个自己的团队打天下了。

  成为一名合伙人,尤其是分红合伙人,是每一名律师孜孜以求的目标,它意味着被认可的业务能力和市场能力、也意味着更高的声誉和收入。

  律师的生涯就像爬楼梯,踩着一个一个项目往上爬。所里的顶级合伙人们都是90年代初从业的,那时候律师的地位不高,法律系同学最好的出路是进入国家公检法系统,如果高材生当了律师,大家反而都会觉得很奇怪,和国外不一样;另一方面,金融律师行业刚起步,资本市场还不发达,尤其是没有与国际接轨。

  但不管是开始还是现在,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至少需要三四年的苦工学徒,一个公司的上市往往要律师审阅几千份文件,都是非常枯燥的Paper Work(文件工作),所以这个行业女性多于男性,没有当过律师的人感受不到这种风险压力,特别是在一般情况下,律师对客户提供的意见就代表了法律,如果说得有问题,就会导致一场纠纷。因此很多律师每天下班回家后,不管多晚,都会看会的电视,否则根本睡不着觉。

  2000年,孔鑫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系毕业,进入“通商”工作。孔鑫第一个月工资是2000元左右,比1995年、1997年入所的前辈们一开始多500元。实际上,他在一年前就开始在这里实习,实习工资400元。第一次进入律所,他就觉得“这里的人因为主要从事涉外金融业务,业务水平要求都较高,而且英语有了用武之地,衣着看着更体面。”

  融资的欲望就像火山下的岩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向资本市场,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交易中,需要大量的承销商律师和企业律师。孔鑫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机会独自操作项目,他有了比老律师们更多的上手机会。只用了三四年,孔鑫已经成为一名资深律师。2005年他通过了合伙人的申请,成为当时所里最年轻的合伙人。

  太多的人都在急吼吼冲向资本市场,投资银行家与金融律师等中介机构就是他们的桥梁,这时候速度至高无上。“融资最关键是把握时机,在牛市中能够获得更高的市盈率。1年融资10亿元与半年融资10亿元对客户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时间总是越短越好,所有人都巴不得你不吃饭、不睡觉地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促成交易的完成。”孔鑫对我说。

  律师收取的服务费也越来越高,去年底今年初这个经济周期顶峰的时候,一个IPO项目的报价可能涨了近1倍。合伙人手头的项目越积越多,下面的律师也从无到有,直到去年的六七位。

  与前辈们比,孔鑫难得有上世纪90年代的从容节奏,他更像是一个跑楼梯的人,被市场和老板催促着三步并作两步。“老板对我的要求既简单又复杂,那就是不要让客户把电话打到他这里。”孔鑫说,“只要达到这一点,我可以随时休息。”

  在2007年的10月份,孔鑫的工作量达到了峰值,这个月他“收获”了24张机票。也是在这一年底,嘴角微微上翘,脸上稚气尚存的张小满也晋升为律所的合伙人,一名“80后”的合伙人。

  2003年张小满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本科毕业,他看起来有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就像很多浮躁的“80后”年轻人。“刚进所的时候,有位律师告诉我,他工作8年后成为合伙人,我觉得这就像一场抗战,好在是我们都知道抗战最终胜利了。”张小满说。

  2003年是中国黄金5年的起点,中国GDP增速重回10%以上,张小满一开始的工作就上满了发条。“我觉得在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个很逗的现象,高年级律师加班,低年级的很少加班,因为低年级律师做出来的东西,需要高年级的律师再看。很多文件都是高级律师自己写,这样才能给客户留下好印象。”张小满说。“所以说那时候虽然钱不多,还老加班,但仍然是好时候,晚上不同组加班的律师都一起搓饭,一般都不用我掏钱,因为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小弟弟,搓饭的时候一边猛吃到家尝的小碗牛肉一边听那些高年级律师高谈阔论,就这么着物质和业务双丰收”。

  张小满进所后胖了10公斤,孔鑫也再发福,老合伙人心情好的时候,总喜欢说这些年轻人借加班蹭所里饭票,把自己先养胖了再说。

  2006年张小满晋升为资深律师,这年是律所业务增长速度最猛的时期,办公室里加班人员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高年级律师不在所里加班了,改为低年纪律师狂加班,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项目太多了,一个一二年级的律师手里常常就有三四家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怎么做得完。”张小满说。

  办公室里不见了合伙人和高年级律师的身影,他们要么在外面拉项目,要么频繁参加各种项目会议,初级律师们因此也就少了被合伙人,特别是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合伙人们手把手指导的机会。

  这时候律师们都强烈感受到了职业地位的上升感——以前投资银行打电话召集开会,律师都是随叫随到,现在律师的会议太多了,投行也要跟律师们商量时间。律师们每个人都忙得四脚朝天,所里总觉得人不够用,办公室的面积又扩大了一倍。律所之间争抢人才,在有的事务所,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能拿到过万元的月薪,市场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亢奋。

  而今天,市场开始用一种大家都能想到却不愿意想的方式恢复正常,人们却觉得生活开始不正常了。

  财富是一种复杂的感觉

  孔鑫的起薪比老律师们多500元,张小满又比孔鑫多了500元。第一年底,因为工作小时不够,张小满被扣了薪水。“那时候心理挺郁闷的,更现实的是没法过日子,好在我是北京人不用付房租。”张小满说。

  好在当时律师们的薪水都是跳跃性地上涨。当张小满挣3000元月薪的时候,他认为年薪10万元就是中产阶级的标准,实际上他没过两年就差不多拿到了这个数。

  无论是月薪是千元还是万元,孔鑫每个月都会把工资花掉,甚至超支。他的储蓄、大宗消费和投资都来自年底的奖金。“实际上,这种消费习惯也是受到了老板的影响。他说你们以后赚钱的日子多着呢,不要太吝啬目前的投入。”

  2005年孔鑫升为了合伙人,他的消费也开始升级。

  成为律所合伙人的这一年他买了件Zegna的西服、万宝龙的眼镜,还有一块劳力士手表。“这些行头每种我只有一件。”孔鑫强调说。他出生于普通家庭,对于时尚奢侈品并没有太多热情,而且也没有花更多的心思研究。他会像一些客户朋友咨询,“比如手表,我会去问买哪一种好,他们推荐我买劳力士的,这个总不会出错。”孔鑫说。“这些东西就是个形式,不丢人就行了,当然也不能太寒酸,最起码对客户也是种尊重。”

  张小满则是向孔鑫学习消费,穿同样牌子的西服,用同样的钢笔,亦步亦趋。“这么忙,学习业务还学习不过来,哪有时间研究时尚,向孔鑫看起就不错了”。这个圈子不乏手表的爱好者,经常会有朋友向孔鑫推荐20多万元的手表,但孔鑫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达到那个消费级别。

  孔鑫有空的时候会招待一些朋友去马场骑骑马,他还买了一张高尔夫练习场的消费卡,作为入门级的投入,“经济危机虽然带来很多负面消息,但也能给出你富裕的时间练内功和做一些更健康的运动。”

  “我对中产阶级的理解是像我们老板这样,准确的说是一个缩小版的我们老板。那就算是成功人士了吧?”张小满说。

  相对于投资银行的合作伙伴们律所拿到的费用只是投行的1/10或更低。金融律师和投行人士的收入仍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投资银行也比我们承担的风险更大、成本也更高。”孔鑫说。

  对于这种财富的差异感,张小满体会得更强烈,特别是在2006年资本牛市中。“因为你发现周边赚大钱的人太多了,尤其是投资银行的那些朋友,虽然你的收入增长很快,但是他们的增长更快。”张小满说,“更大的刺激来自那些被服务的老板们,那时候觉得任何人怎么就差那么多呢。不过现在觉得,投资银行真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咱就守着一亩三分田,挺好”

  财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在高歌猛进的日子里,财富就像一只不安分的兔子塞进了年轻人的怀里。“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工作特别顺利,他都会有自我膨胀的瞬间。自我膨胀又伴随着自我怀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总觉得时间不等人。”张小满对我说,“过去几年的日子都太好过了,但是大家的心态都不是很好,特别浮躁,我也很浮躁。”这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在张小满看来,兔子已经跑了,大家现在都等在树桩边上,等着哪天哪个兔子能再撞上来,重温那过去的好时光。

  我是个风险厌恶者

  从2004年开始,孔鑫开始买一些A股市场的股票,当他获利超过1倍的时候,他收回了大部分资金。作为一个每天与资本市场打交道的人,孔鑫对国内股票市场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我是一个风险厌恶者,我不会投入太多资金,即使血本无归也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孔鑫说。他的虚拟资产比例不会超过20%。

  在他看来,他和朋友们共同投资的崇文门公寓的升值空间看起来更靠谱一些。这个公寓位置很好,西山、中央电视塔和前门箭楼都能收入眼底。这个公寓以每个月8000元左右的价格挂牌出租,由于价格比较高,虽然看房子的人很多,但一直没有租出去。

  孔鑫并不在意租金的收益,反倒庆幸有了和朋友聚会的场所,2008年春节的时候在这里看了漂亮的烟火。

  张小满甚至没有开股票账户,一方面前几年房子、车子的消费占用了大量的现金,另一方面,他也不太认同国内A股市场的投资价值。“我做的国内上市项目多一些,事实上我对很多上市公司本身价值不太看好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同样一个公司,A股比H股贵那么多。”张小满说。

  在这些专业人士看来,国内的理财产品缺乏投资价值。律师们也谈了些保险产品,并没有满意的结果。“保险公司的合同很多都是霸王条款,随它怎么解释,你不懂法条倒也罢了,懂了又不能改,就好像看见汤里有苍蝇也要喝下去一样,超不爽。”张小满说。孔鑫也没有在保险上专门投入,他觉得推销员总是只讲优点,不披露风险“也许跟我接触的推销员有关系”。

  在经历了这样一轮市场起落后,能否维持较高的收入水平成为了最现实的问题。如果年终奖没有缩水的话,大宗消费和投资是否也会遇到瓶颈?

  张小满的心态开始变得更加平和,他决定将财务重心回归到储蓄上。他一直将老板视为自己人生的一个指向,但他发现这是自己目前很难企及的程度。

  “我原来是想做个缩小版,现在我想明白了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是因为他有20年的积累,而且初期的积累比我现在辛苦多了,是苦尽甘来的过程。”张小满对我说,“虽然我现在每年的收入可能都比我们老板在同样岁数挣得多,但是我没有这个积累,我现在想过他的日子或者做他的投资,这是不现实的,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我要把预期弄得现实一点,也安全一点,现在还不能像美国人那样过度地超前消费。准备学学地鼠,多打洞,多积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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